忽然想说一说如何制造“强秦”。

有统计称：

“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年，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（占54%），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（占92%）。”（许田波：《战争与国家形成：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1页）

这种变态的战争胜率，即是“强秦”。

公元前356年，是商鞅变法的年份；公元前221年，是秦国灭亡齐国的年份。也就是说，秦国对东方六国，维持了一种约百余年的攻击态势。自然，这也意味着秦国拥有东方六国望尘莫及的资源汲取能力。它可以汲取到更多的人力、更多的物力，来支撑这些频繁的战争并取得胜利。资源汲取能力越强，对外交权术与军事奇迹的依赖就越低，战事胜率也就越高，越稳定。

如何保证这种强大的汲取能力，《商君书》里已有相当充分的技术总结，其基本理念是八个字：“制天下者，先制其民”。具体的“制民”手段，则可分为两个层面。

第一个层面是让民众丧失反抗能力。主要手段包括：

（1）打击贵族，以吏治国。即所谓的“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君主之奴，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为主奴”。简单说来就是向贵族汲取资源的难度，明显大过向底层民众汲取资源的难度。故消灭贵族有助于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。贵族被打倒之后的结果，便是《汉书.食货志》里说的“（秦）收泰半之赋”，“泰半”即三分之二。

反观公元5-13世纪的许多欧洲国王，只能在王室领地内直接行使权力，不能染指贵族封地。宫廷与政府开销须仰赖王室自己的收入，包括领地收入、司法收入、贵族缴纳的“封建协助金”等，若王室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税，则须得到类似“贵族大会议”之类代议机构的授权。“无代表权不纳税”等近代理念，即由此类制衡中产生。（施诚：《论中古英国“国王靠自己过活”的原则》，《世界历史》2003年第1期）

（2）强制解散大家族。即所谓的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，不允许民众聚族而居，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，田赋加倍征收；“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”，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可以尽可能地面对底层小民，而非家族共同体。

（3）强制推行告密治国。商鞅之法规定：编民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一个编制里的百姓，若有人犯法，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，会被株连腰斩，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。由此，秦国变成一个遍地告密者的“特务国家”。而且，不独邻里之间，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告密义务。据睡虎地出土秦简，秦律规定：丈夫行盗，妻、子知情，并共享所盗之物，妻、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。凡盗窃及其他犯罪，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。反之，如丈夫犯罪，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，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。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年版，第97-98页。）

（4）以严刑峻法恐吓民众。即所谓的轻罪从重、疑罪从有。《商君书》里说，用死刑来惩罚轻罪之人，用酷刑来处死大罪之人。犯轻罪而处死，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（故行刑重其轻者，轻者不生，则重者无以至矣）。《商君书》里还说，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就已经晚了；政府必须赶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（故王者刑用于将过，则大邪不生）。

第二个层面是驱使民众不断生产人力与物力资源。主要手段包括：

（5）全方位愚民。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国策，活在秦国，民众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农耕，要么征战。其他行业如商贾、隐士、学者、游士、手艺人，这五类人被认为对国家有害。原因是这些职业的存在，会交流思想、沟通信息，让民众见到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，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。《商君书》里说得明白。“民愚则易治也” ——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；“民朴则弱，淫则强；弱则轨，淫则越志；弱则有用，越志则强”——民众没有知识就弱，有知识就强；民众弱就安分守己，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反抗政府。

如何让民众保持愚昧？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：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，烧毁诗书；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、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，如此“则民不贵学问，又不贱农。民不贵学则愚，愚则无外交，无外交则勉农不偷；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”——民众鄙视学问，就会变愚昧，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，就会安心耕种，国家就不会衰弱。三是大臣与士大夫，不许向民众展示博学多闻、能言善辩，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。

这种愚民政策走到极端，便是朝廷不需要民众有任何的自主想法，连给朝廷唱赞歌也不行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里说，“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，卫鞅曰‘此皆乱化之民也’，尽迁之於边城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”——早先，有秦民反对变法，被商鞅抓了起来杀头；如今有秦民跑出来称赞变法，也被商鞅抓起来流放。在商鞅们眼里，民众没有反对的权利，也没有称颂的资格。他要的是一种最极致的愚民：被统治者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，更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，甚至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，他们唯一要做的，便是无条件服从法令。

（6）全方位弱民。即《商君书》里所谓的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。”商鞅如此解释这种理念的内在逻辑：“民贫则力富，力富则淫，淫则有虱。……故国富而贫治，重强。”——民众贫穷，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；富有之后，就会“淫”，有多余的想法（如求学、经商）；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，对国家不是好事，是害国的“虱子”。惟有让国家富有、让民众贫穷，才可以使国家强大。

如何让民众保持贫穷？商鞅提供了两种办法：一是持续剥削，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。《商君书》里说，“国富而不战，偷生于内，有六虱，必弱”，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，否则民众会放松，会去追求耕、战之外的东西，国家就会变弱。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、山林、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，如实行严格的“国家授地制”，确保“利出一孔”的国家垄断，消灭民间竞争。

（7）消灭“人貉”等对国家无用之人。这是一项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残暴政策，它的实质是在为《商君书》中的“弱民”政策打补丁。众所周知，如果政府一味追求无节制的汲取，肆意剥夺民众财富，结果很可能导致民众采取“消极抵抗”的办法来应对。比如汉武帝时代将海鱼全部划归国有，结果便是渔民消极怠工，再也捕不到海鱼，直到汉武帝死后解除海鱼国有政策，渔民们才再次捞出鱼来。再如北宋初年对两浙、福建、荆湖、广南等州收取极为沉重的人头税，其结果便是这些地方的百姓“有子者或弃不养，或卖为童仆，或度为释老”，再不肯生育抚养后代；直到宋真宗时代减轻了人头税负担，这些地方的生育率才有所上升。

秦国实施的一系列贫民、弱民、愚民政策，自然也会引致相似的“消极抵抗”。为消灭这种“消极抵抗”，秦律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残暴规定。比如：

1、有爵位者和普通士伍，犯了同样的罪，受到的惩罚却是不同的。前者不但受刑更轻，而且还可以享有赎刑的特权（宗室贵族无须爵位仍可享受特权，大夫以上爵位者也不必受连坐制度的约束）。秦国的爵位只能通过耕、战两个途径获得，秦法又“密若凝脂，繁于秋荼”，民众很可能动辄陷入法网。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加一道保险，除了拼死拼活去给朝廷种地，去给朝廷打仗，显然没有其他出路。

2、在正常环境下，一种行业受到的剥削汲取太重，民众就会离开这个行业去干别的。秦国以耕战立国，疯狂从农民身上汲取人力（兵役与劳役）和物力（粮草），自然也会导致许多民众转向商业、手工业领域谋求生计。所以，秦律中有种种规定，务求让从商者和手工业者在秦国生活不下去，比如不给他们立户籍，也不给他们分配田产和房屋。简而言之就是断了民众别的出路，只允许他们按朝廷钦定的模式走完人生。

3、用政策消灭一切拖国家后腿的人。这些人包括士伍、商贾、作务、赘婿、后父、人貉、隶臣妾等等。

士伍耕战不合格，达不到朝廷制定的标准，没能完成朝廷的定量贡献，会被降为奴隶；商贾与手工业者（作务）的情况，前面已提过了，他们在严苛的秦律里寸步难行，除了回归耕战不可能有别的出路；赘婿指的是因家庭贫困无法立户而不得不卖给别人为婿者；后父指的是有儿子的寡妇招的赘夫。这两类人都属于百姓中的穷困者。在秦国眼中，这些人只有一种价值，那就是在战事需要时拉出去做炮灰，秦始皇进军大西南的瘴疠之地，强制优先征发的对象，就是“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”，先拿曾逃避徭役的犯人、赘婿和商人去做炮灰。非但如此，秦律还规定，赘婿和后父不可以立户，不会分给田宅，不可以做官，哪怕他们三代之后的后代做了官，也要在其户籍档案里登记写明此人是某某赘婿或某某后父的后代。

“人貉”则是秦律对“无爵贫民”的一种侮辱性称呼。睡虎地秦简《法律答问》里记载：“可(何)谓人貉？谓人貉者，其子入养主之谓也。不入养主，当收；虽不养主而入量(粮)者，不收，畀其主。”大意是：作为“人貉”，他的儿子没有资格继续做自由民，必须去给人做奴隶奉养主人，否则会被没为官奴隶；不去奉养主人而能给国家纳粮，可以不没为官奴隶，只将其交给主人。（于振波：《简牍与秦汉社会》，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9~20页。）

以上种种，究其理念来源，全部可以追溯到《商君书》中的“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”——秦制追求最大限度的汲取以造就强秦；这疯狂的汲取必然造就秦民的贫穷；而贫穷在秦律里又成了秦民的罪过。这一“制度循环”带来的直接结果，便是秦民没有别的出路，只能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老老实实做强秦耕战马车上的肉酱血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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